【背景鏈接】
10月14日據報道，河北小伙辦護照，返鄉(xiāng)六次;江蘇小伙辦營業(yè)執(zhí)照，往返十次。近日，“辦證難”成為社會熱點，也引發(fā)網友共鳴。地產大亨潘石屹在微博中披露，自己小時候為轉戶口曾跑了11趟公安局最后也沒辦成;廣州市民描述辦準生證流程：13個公章、16道手續(xù)、19個工作日，“這還不包括審批的時間，不是每次去都能辦理成”。如此折騰人的事幾乎每個人都感同身受。
【標準表述】
[綜合分析]
事實上，政府機關“門難進、臉難看、事難辦”，已是個老問題，這么多年來，為治理該問題，各地整治辦法層出不窮，政風行風評議開展了一輪又一輪，但總體而言，政府機關辦事難依然未得到根治，許多人視去政府辦事為畏途。
[原因]
從主觀上說，這是一些公職人員官僚主義膨脹、服務意識淡薄使然。一些人機關里坐久了，官氣也出來了，弄不清自己的公仆身份和職責，甚至“反仆為主”，手里但凡有點權力，就頤指氣使、開關設卡，耍起了官老爺做派，使出了“推脫手”，打出了“太極拳”，讓人們無可奈何。從客觀上說，這是違法作為、胡亂裁量的結果。一個證照，怎么辦、辦多久，需要多少手續(xù)，既有法律制度上相對規(guī)定清晰的部分，也有操作上比較模糊、自由裁量空間大的部分。
[深層分析]
一方面，“辦證難”背后折射的是權力傲慢。有群眾將“辦證難”比作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的西天取經，其中流露出的是無奈、委屈甚至痛恨，背后透射出的則是權力的傲慢與冷漠。人們感受最直接的就是一些辦理人員不主動、不負責、不作為的作風，“打官腔、甩冷臉、踢皮球”的態(tài)度。尤其是在一些基層部門和邊遠地區(qū)，因為信息不對稱，群眾對辦事流程不熟悉，投訴和監(jiān)督機制不健全，于是公權力異化為私權就有了市場。一些人拿著雞毛當令箭，隨意解讀政策法規(guī)，一些明明符合條件的事情硬是要“雞蛋里挑骨頭”為難群眾，偏不讓順利辦理;對于所需要的材料，也不一次性告知。就算事情辦成了，也要讓辦證者知道“你這個事情很難辦，是我照顧你才辦成的”，其目的不言自明。難怪群眾會感覺“廟小妖風大，池淺王八多”。
另一方面，“辦證難”的背后往往存在制度設計不合理的問題。部分證件的辦理，各地政策不統一，材料要求、手續(xù)流程五花八門;一些陳舊的規(guī)章制度依然存在，未能跟上社會發(fā)展的步伐。這些都給辦證人設置了一個又一個“行政梗阻”。比如，二代身份證已經實現智能化，為什么很多事不能憑身份證辦理，卻還要戶口簿、無犯罪記錄證明等材料。為什么公安信息都聯網了，卻不能就近派出所辦理而要回原籍地辦理。
[啟示]
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建設職能科學、結構優(yōu)化、廉潔高效、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。只有與時俱進，加強制度創(chuàng)新，改革不適應時代發(fā)展的僵化機制、陳舊做法，才能盡可能滿足公眾需求、提升服務質量。諸如，取消、下放、整合和轉變管理方式，壓縮辦理環(huán)節(jié)和辦理期限;規(guī)范服務運行機制，將各部門分散的審批集中到審批處室，減少內循環(huán);運用信息化手段，推行網上審批，提升服務和管理水平;提高部門聯動和上下級聯動效率，需要不同部門和上下級審批的，實現自動傳遞和送達。
孟子曾說：“為長者折枝，語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對于部分權力機關來說，有些群眾的“辦證難”問題不是做不到，而是不去做。實踐證明，只要真情對待百姓，主動服務百姓，終能用自己的“辛苦指數”換得群眾的“幸福指數”。20多年前時任福州市委書記習近平便大力倡導“馬上就辦，辦就辦好”，提高了辦事效能，也催生出了行政服務的“福州速度”。
[措施]
對此，我們建議：
將共識制度化，讓常識成為制度共識。具體說：一是，簡化權力審批。很多時候找麻煩不僅是因為辦事人員素質較差，還因為制度設計脫離實際，亦或者是權力對權利的附加要求太多，如果權力不主動放權，不簡化審批，則權利實現的過程就沒有那么簡單;二是，必須給那些被找麻煩的群眾，足夠的維權渠道和話語權;三是，必須對給群眾找麻煩者作出明確處罰，以保證“給群眾找麻煩，等于自找麻煩”。
對于民眾而言，遇到類似機關辦事受刁難的問題，不該忍氣吞聲，而應敢于維權?？梢钥吹?，即使目前維權渠道不暢，但也不是沒有機會。像央視提到的豐縣小狄，不就是因為向縣里有關部門寫信，使得辦照的事情出現轉機嗎?無論是打12345政府熱線，還是向上級部門投訴，還是通過網絡、媒體曝光，都是可嘗試的方式。不做沉默的大多數，而做有尊嚴的公民，一起向機關辦事難說不，才能給決策部門以觸動，推動問題的解決。從這意義上說，改變的力量，其實也在你我的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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